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
今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相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此外，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9（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长期以来，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被认为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除了宏观政策，这也是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观念变化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介绍，“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
少子化、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变迁、城市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逆转。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经历的人口负增长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德国、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
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
在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1年总和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多少孩子）低至0.88。
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与欧洲三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相比，在人口负增长进程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程度更大。在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前，中国与韩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比例在七个国家中最高，将近70%，其他国家则在65%左右，而在本世纪末东亚三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稳定在更低的水平，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仅为46%左右。
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了，如何应对这种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大局，也影响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脚步。
2022年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文章中指出：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官方口径第一次宣布我国总人口将负增长。
当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及解读问答》，旨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1月9日的广州街头，家长带着孩子经过商场。图源：IC photo
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到来，从放开单独两孩，再到实施全面两孩，再到放开三孩……国家在近十年中已经对生育政策进行了极大调整，鼓励生育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当前，各地也正在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例如，深圳此前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的通告》，初步拟定的补贴标准从生育第一个子女到第三个子女逐步递增，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累计19000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去年8月曾在媒体发表题为《中国人口正经历前所未有大转折：负增长如何应对》的文章，他指出：总体来看，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的、缓慢的，不必过于恐慌，但一定要及早规划、积极应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面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需要积极筹谋，转“危”为“机”。
他提出了几大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了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发展态势，应尽快研究和制定中长期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劳动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充分利用地区差异，实现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有效配置；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提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力；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统筹考虑，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同时实现积极老龄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也在媒体撰文指出，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带来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蔡昉认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在近日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加强家庭发展是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作用，应当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提振生育率，就需要推出降低生育成本的相应举措，要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支持政策、亲职福利政策和在配套服务政策。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其中，不乏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13个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不同程度增长，比如高收入国家日本、意大利；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在人口负增长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由此可见，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做好一系列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