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角逐，2024年的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成功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并即将在明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他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在投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双方的选票会非常接近，甚至有很多倾向于民主党的媒体都认为哈里斯会更占优势。但最终的开票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特朗普不仅拿下了全部的7个摇摆州，拿下了312张选举人票，还在普选票上超过了对手。不仅如此，共和党还成功翻转了参议院，保住了众议院的优势，并在州长选举中取得了27：23的成绩。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次共和党的大胜和民主党的惨败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双方参选人的特质、选举策略的选择等原因，都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结果。不过，在所有的原因中，双方在政策议题侧重上的差异可能是最重要的。在选举前，美联社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了解选民最关心的政策问题。调查结果显示，39%的选民将通货膨胀和经济问题视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20%的选民最关注移民问题；同样有20%的选民最关心堕胎权问题；8%的选民最担忧医疗健康问题；而7%的选民最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而在外人看来十分重要的对外政策则很少有选民关心。在选举中，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选民的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始终把焦点聚集在经济和移民政策议题。相比之下，民主党则选择了堕胎和气候变化等相对冷门的议题，而对选民关心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还回避了选民关心的通胀问题，因而导致其民心大失。
1992年，克林顿在参选时，曾以“笨蛋，关键是经济！”（It's Economy, Stupid！）作为竞选口号，从而一举击败了挟赢得冷战之余威、声望如日中天的在位总统老布什。而32年后，作为克林顿后继者的民主党人却忽略了经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招致惨败。这一点，确实十分具有讽刺意味。
现在，大选纷争已经告一段落，蛰伏四年的特朗普即将重回白宫。那么，他真的能像其在竞选中给选民许诺的那样，成功解决他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吗？他在经济方面究竟有哪些政策思路？这些政策思路的执行效果又会怎么样？
在很多民主党精英看来，拜登执政期间的美国经济表现是十分强劲的。
从增长角度看，2021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达到了5.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在其后的两年中，GDP的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分别达到了2.1%和2.5%。考虑到美国的经济体量，这种增长率已经非常可观；从就业状况看，截至2024年9月，拜登政府创造的就业岗位数达到了1620万个。在整个拜登政府任期内，失业率逐渐下降，并曾在2023年1月降低到3.1%，为近7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
此后，失业率虽然有所回升，但到最近，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4%左右，处于相对稳定的区间；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拜登执政期间股市表现强劲。截至2024年10月，标准普尔500指数比拜登接任时上涨了约52%，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5.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8.5%。基于这些数据，民主党精英们普遍对本党的经济“成绩单”十分自信。
但很显然，大多数的美国选民都不赞同精英们关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判断。事实上，现在的他们正深受几大经济问题的困扰：
第一，在过去四年内，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截至2024年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2021年1月上涨了近20%，为里根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一些人们日常消费的物品，价格上涨幅度则更快。比如，汽油价格在拜登任期内上涨了超过40%，杂货价格上涨约25%，苹果、牛肉、牛奶、糖和咖啡等常见食品价格均有显著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严重侵蚀了收入的增加，而且给人们造成了非常糟糕的“体感”。
第二，过去四年的就业形势并不像数据显示得那么好。
尽管就业统计表明拜登政府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有1620万个，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源于“新冠”疫情期间暂时停业企业的重新营业，真正的新创造就业要远低于这个数字。并且，这种就业创造量的增幅下降迅速，根据选前公布的数据，2024年10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仅有1.2万人，严重低于预期的10.5万。另外，由于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对失业人员发放了大量的补贴，并且在疫情结束后也没有及时将其停止，企业的用工成本被大量提高了。这使得一方面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就业，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招不到工被迫停业。
第三，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债务已达到空前水平。
长期以来，美国都依赖于扩张的财政政策来维持其经济的繁荣以及居民的高福利。在过去几年中，为了对冲“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美国政府更是出台了庞大的救助计划和刺激措施，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美国政府债务的总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在拜登执政期间内就增加了超过7.2万亿美元。当前的美利坚，可谓已经债台高筑。
第四，由于大量制造业企业流出，美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空心化”。
上世纪5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约为30%；而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30%左右，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制造业的萎缩一方面让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大量原本靠制造业为生的人就此失去了工作，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尤其是在本次大选中票数争夺最为激烈的“铁锈带”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第五，现在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已大幅降低，阶层固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曾几何时，美国曾是梦想者的乐土，从身无分文到身家亿万的故事不断地在这个国度上演。然而，但近年来，这样的“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少。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2016年时，只有48%的美国人还相信“美国梦”的存在，那一年，正是那些绝望的美国人将特朗普这个曾经“美国梦”的典范抬进了白宫。而在八年之后，相信“美国梦”的人则更是降低到了36%。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现实感到失望，而对改变现实却十分无力。然而，执政的民主党却无视了这种声音，依然认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们才再一次选择了特朗普，希望他来领导美国。
在上述问题中，通胀和就业可以说是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问题，而债务积累、制造业空心化，以及社会流动性丧失等，则是美国经济的顽疾。那么，当特朗普重新执掌美国之后，他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吗？
在讨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分析一下他和他的团队对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对于这样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前商人、现政客，我们要了解其对经济的思考是比较困难的。所幸的是，有两部分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其中，一部分重要资料是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经济纲领，以及他为阐述自己经济政策而进行的演讲、访谈和记者会。其中，10月16日他在芝加哥经济论坛上接受彭博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的访谈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另一部分重要资料是由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和亚瑟·拉弗（Arthur B. Laffer，他曾以提出“拉弗曲线”而闻名）合著的《特朗普经济学》（Trumponomics），不久前特朗普本人曾说，要想理解其在经济方面的执政理念，这本书是最好的材料。
此外，特朗普团队的相关成员的经济观点也需要引起重视，比如他的副总统万斯（JD Vance）、曾在其上一任期中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有可能再次出任这一职位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曾担任总统助理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马斯克（Elon Musk）、蒂尔（Peter Theil）、阿克曼（Bill Ackman）等帮助其重新获得总统大位的业界人士的观点都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综合分析了上述材料之后，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特朗普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大致来看，“特朗普经济学”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在贸易、货币政策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显著的区别。这套经济观念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由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国内的主要经济问题主要源自严监管、高税收、高福利、不当的移民政策以及臃肿的政府机构；而国际方面的问题则来自美国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领域的相对衰落。基于这些判断，特朗普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具体来说，“特朗普经济学”的政策观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监管措施，让美国的经济活力得以重新释放。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日益将力量渗入日常经济活动。针对各行各业，它都出台了大量的监管措施。这些措施中，确实有一部分是对行业规范运行而言必不可少的，但也有很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奇葩的。比如，马斯克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的Space X火箭发射曾一直难以通过环保部门的审批，原因是环保部门的官员认为火箭发射的噪声可能惊吓在附近海域生活的海豹。最终，马斯克不得不做实验证明火箭产生的噪声对海豹影响不大，才最终通过了审批。
特朗普一贯认为，为更好释放经济活力，就必须废除各种不必要的监管措施。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就曾积极推行去监管措施。比如，在金融领域，他推动放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定，放松了对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监管；在工业和制造领域，他推动了《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改革，缩短了在联邦项目中进行环境评估的时间；在医疗和健康领域，他放宽了《平价医疗法案》（ACA）中对保险公司的限制，允许销售覆盖范围更少的短期健康保险计划；而在环保和能源领域，他削弱了奥巴马时期设定的燃油效率标准，并对在联邦土地上进行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放松了限制。
可以想象，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进去监管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继续放松在上述传统领域的监管外，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还特别强调了要对高科技领域进行放松监管。比如，他曾多次表示拜登签发的《关于安全、可靠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阻碍了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予以废除；又如，他曾多次批评拜登对于加密币的压制态度，表示一上任就将解雇敌视加密币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盖斯勒（Gary Gensler），并放松对加密行业的监管。这些针对高科技行业的去监管措施，或将成为其第二次总统任期的重点。
第二，通过减税来激发人们创造价值的积极性。
民主党在执政期间，非常热衷于高税收的政策，尤其是对富有人群按照高税率征税。在他们看来，这么做一则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二来可以调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民主党大多倾向于通过高个人收入累进税，以及高资本税的方式来进行收入的调节。事实上，在竞选期间，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就提出要把联邦公司税的税率从现在的21%提升到28%，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现在的37%提升到44.6%，并对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人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
但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看来，施行高税收政策，并不能带来税收真正的增长。根据“拉弗曲线”，过高的税率只会严重损害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从而让税基积聚缩小，最终可以收到的税收也会更小。相比之下，如果可以适当降低税率，则可以有效扩大税基，从而让收到的总税收量增加。
而对于税收的收入调节政策，特朗普团队也表示了怀疑。比如，特朗普本人就在很多访谈中表示，对富人的高个人所得税其实很难奏效，因为真正的富人完全可以通过全球布局资产来回避掉这些税收，反而是一些本地的中产阶级会成为高所得税的受害者。而更高的企业税则只会倒逼有竞争力的企业转移到美国之外，最终这不仅达不到收税的目标，还会大幅减少本国就业岗位，影响美国的竞争力。与其这样，倒不如用低收入税和低企业税将富人和优质企业吸引回美国，让其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岗位，这样相对低收入的群体就可以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从中获益。
从目前的信息看，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提出了不少减免税收的方案。在企业税方面，特朗普主张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21%进一步降到20%，并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的所得税率降到15%。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特朗普主张让《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即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永久化，还提出了对消费收入、加班工资免税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出了彻底废除联邦所得税的设想，希望用关税来取代联邦所得税作为政府的最主要税收来源。此外，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还提出将抚养儿童的税收抵扣提高到5000美元。如果这一系列的设想都得到实现，那么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减税力度将会巨大。
第三，对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开采和充分使用。
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可以充分对这些特点进行利用，则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取各种资源和能源。然而，民主党政府出于保护环境等理由，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进行了很多的限制。比如，在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都以保护环境为由，对石油的开采，尤其是采用“水力压裂法”（fracking）等开采技术进行了很多的管制。又如，美国为了保护一种濒危的野花，限制了其仅有的两个锂矿之一的开采。
特朗普对民主党的这种管制措施非常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在考虑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时，应当把更为直接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对环保等问题的考量则应当放在次要位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开采石油、天然气可以有效地降低能源价格，而这可以有效地缓解目前困扰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因而在整个竞选期间，他就把“挖呀挖呀挖”（Drill，baby，drill！）作为一句重要的竞选口号，而对于民主党鼓励新能源的“绿色新政”则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可以预见，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将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加大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为了配合对传统能源的重新重用，他还同时主张要废除民主党执政期间的电动车强制政策，并将这一主张写入了共和党的党纲。在这种背景下，传统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可能出现显著提升。
第四，开展大规模的基建活动，实现美国城市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在特朗普看来，当前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老化，很难适应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他一直主张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翻新。在上一任期中，他就曾经提出过1.5万亿—2.0万亿美元规模的大基建计划，主要用于修复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机场、海港和水系统。不过，由于民主党的反对，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在本轮竞选中，他依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在他的推动之下，“重建我们的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让它们再次安全、清洁和美丽”被写入了共和党的党纲。此外，在很多其他场合，他还承诺要建设“自由城市”，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竖立纪念碑，并“拆除丑陋的建筑”，“让城市和城镇更加宜居”等等。可以想象，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将会成为其施政的要点之一。
第五，大幅削减政府部分支出、裁减政府冗员，促进政府效率提升。
从罗斯福时期开始，美国就逐渐走上了大政府的模式。一方面，政府的职能不断膨胀，很多福利和保障措施都被逐步纳入到了政府的职能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日益繁多的职能，政府的雇员数量和开支也不断膨胀，最终造成了机构臃肿不堪、运行效率低下的状况。
特朗普及其团队一直对政府的运作效率有很大的怀疑。比如，特朗普本人就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同一个故事：在他第一任期刚开始时，军方要求其签署一份新的空军1号的订单。特朗普一看，报价是57亿美元，认为价格太高了。于是，他自己和制造商谈判，最终将价格压到了40亿美元，足足为政府省下了17亿美元。他指出，从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看出政府花钱效率的低下。由于政府工作人员本质上花的是纳税人而非自己的钱，因而他们完全不用去考虑花钱的效率。相反，由于存在着在交易中拿回扣的可能，因而政府工作人员反而有积极性去加大浪费，以便从中获利。在他看来，政府赤字和债务之所以一再膨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政府花钱效率的低下。
因而，在第二次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可能会对政府的人员编制和支出进行大规模的削减。在操作上，他按照在竞选期间和马斯克的商议成果，成立了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对各部门的支出和人员配置进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出进行削减，对人员进行优化。在先前的集会上，马斯克曾表示要将目前6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至少削减2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目未必确切，但它确实表明了特朗普希望在第二任期内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的决心。
第六，实行严格的移民政策，严控非法移民入境，对境内非法移民实施大规模驱逐。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数据显示，拜登执政期间，非法入境美国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010万人。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不仅对美国国内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也对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此外，民主党的政府给非法移民提供的大量福利也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对拜登政府纵容非法移民的政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并主张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为此，他将“封锁边境，阻止移民入侵”和“实施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行动”写入了共和党的党纲。但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所反对的是非法入境的移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移民。事实上，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欢迎全世界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合法的渠道进入美国，甚至设想直接给到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大学学历的留学生绿卡。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吸引到全世界最高素质的人才。
对于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态度，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或质疑。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可能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这是因为，当前美国的人力成本已经非常高昂，因而很多企业都选择用非法移民作为替代劳动力。据他们估计，如果将非法移民全部驱逐，则会对美国的GDP造成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指出，由于过去几年内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因而全数驱逐从操作上是很难实现的。对于这些问题，万斯曾在一次访谈中作出回应。他指出，用对经济的贡献来为非法移民辩护是不合理的，因为外国人完全可以通过短期劳工等名义进入美国。而对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方式，他主张采用分类逐步的方法，首先着重驱逐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而对其他非法移民则通过劝说、抽查、遣送等方法逐步驱离，这样就可以有效保证驱逐过程的平稳性。
第七，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在很多场合，特朗普都表示要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甚至表示想用关税来取代所得税作为政府主要收入。他曾表示，可能会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而对于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税率则会达到60%甚至更高。
很多专家都对特朗普这种激进的贸易政策表示过质疑，并认为这种贸易政策将会转化为商品价格的提升，最终导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哈里斯团队在竞选过程中就曾抓住这一点，指出特朗普的关税设想其实就是对美国人民征收的消费税。针对这些批评，特朗普本人曾进行过一些辩护。他指出，高关税的最主要目的并不是希望通过它来直接获得收入，而是希望以此作为手段来促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并对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保护。他指出，当关税足够高时，那些在海外办厂的企业将发现将商品从海外销往美国无利可图，因而就会选择直接在美国办厂。而一旦它们这么做了，不仅商品的价格可以大幅降低，而且还可以直接为美国国内创造大量的就业，让大批的美国人变得更为富有。可能在新政府中出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曾在《没有自由贸易这回事》（No Trade Is Free）中曾对这种贸易观点进行过理论总结：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只重视贸易对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但它却忽略了贸易对产业的影响。按照这一解释，特朗普的贸易观点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偏向于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贸易思路。
除了以上经济政策要点外，特朗普还希望他能够更多地影响美联储的行为，持续保持低利率。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国内的投资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另一方面则可以诱导美元贬值，从而让美国的商品在国际上变得更有竞争力。
“特朗普经济学”能真正奏效吗
通过上面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经济学基本观点：对内，一方面通过去监管、低税收、开采本国石油等方式促进供给，另一方面则通过限缩政府规模和职能来降低政府支出，通过驱逐非法移民来减少用在非法移民身上的福利，转而将资金用在基础建设的“刀刃”上；对外，则通过高关税吸引国外的制造业回流，再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增强美国商品的竞争力。理论上，通过这些手段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增长、更低的通胀、更多的就业，并让更多的美国公民从中分享到收益。但是，这样的理想真的能够实现吗？客观上看，这并不容易。
第一，“特朗普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其实存在着很多缺陷，在现实中未必能真正奏效。
举例来说，“特朗普经济学”非常推崇拉弗的观点，认为减税可以扩大税基，从而最终让税收总额增加。然而，这一理论其实只是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它运作得却并不好。从历史上看，里根，以及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都采用了类似的减税措施，虽然它确实助推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并没有如预言般地增加税收、削减赤字。实际上，在这两个时间段内，美国的赤字都出现了飞涨。考虑到目前美国的赤字已经空前庞大，继续推行这种大规模的减税可能是具有很大风险的。
第二，“特朗普经济学”中的很多政策并不能由政府直接控制，这就给政策的执行效果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在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中，有很多都需要立法来实现。比如，其中最重要的去监管措施和降低税收的政策都需要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而立法相关的权力则属于国会而非总统。在本次大选中，共和党虽然同时获得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但由于国会议员的派系林立，所以特朗普本人并不能完整地控制国会的立法进程。尤其是在众议院，共和党仅以几席之差居于多数，而其中建制派和持反特朗普态度的议员数量都不可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策或许很难真正获得立法通过，因而也就很难被实际推行。
第三，“特朗普经济学”中的很多政策都需要较长的时滞才能实现，并且可能在推行过程中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
以用高关税来促进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设想为例，即使企业因高关税而选择将企业从美国国外迁回国内，其厂房建设也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到特朗普新任期结束时，这些企业也难以真正迁回美国，更不要说让预想的积极效果实现了。而与此同时，政策的负面影响则可能显现。例如，高关税会在短时间内就将通胀推向新高，这会使得大量的选民在政策的潜在效力得到实现前就对其失去信心。而如果有足够多的选民因此在下次大选后转投了民主党，那么该政策的效力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第四，“特朗普经济学”的效力还会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例如，特朗普希望通过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吸引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但事实上，美国制造业衰落的问题并不只是通过简单的经济刺激就能解决的。比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台积电曾试图赴美办厂，但最终不了了之。原因在于美国当地的工人素质和基础设施水平都很难适应台积电的需要。如果类似的问题不解决好，那么制造业回流的设想就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又如，特朗普希望用关税来确立美国商品在全世界的优势。但现实中，贸易竞争不是单边的，中国和欧洲企业在面对美国的高关税后，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制，并调整自己的贸易策略。这样，特朗普所预期的结果就很难实现。
总而言之，虽然特朗普以经济承诺赢得了大选，但其“特朗普经济学”在执行层面上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而，究竟“特朗普经济学”能否将美国重新带向“伟大”，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