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是德国学术界年轻有为的学者，他不仅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而且非常贴近中国，每年都会多次来华与中国学者和官员交流。近日，桑德施奈德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透露，将有一位德国外交官代表欧盟派驻北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新环境下欧盟外交政策的发展值得关注。对于近期西太平洋地区的动荡局势，桑德施奈德表示，21世纪最有看头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发展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同时，如何彼此协调，避免冲突的发生。
环球时报：有分析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让中德找到了共同语言，比如都被要求承担挽救世界经济的重任，并对美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您怎么看这些议论？
桑德施奈德：中德找到共同语言不仅对两国经济发展很重要，对双边关系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在德国看来，财政稳定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与美国朋友在政策上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更加核心的问题则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家可以共同为应对危机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德国与中国的立场有相同的地方。
金融危机蔓延后，除了引发危机的国家大受影响外，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影响，这体现在出口大幅下降。因此，无论应该负责任的国家，还是没有责任的国家，都有强烈的意愿，通过全球政治和机制性合作，避免未来再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而这也是所有国家的利益所在。
环球时报：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移动，您认为，在新的大背景下，德国和欧洲是否将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在外交方面，是否会有相应改变？
桑德施奈德：欧盟的外交政策正经历一个扣人心弦的过渡期。《里斯本条约》通过后，欧盟将首次出现一个专门的官员和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外代表欧盟。欧盟的这个“外交部”目前正在紧张筹建中，明年1月1日起将正式运转，而一位德国外交官将作为欧盟的外交代表派驻北京。在德国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显然对中欧关系，对中德关系都很重要。当然，他主要还是代表欧盟。总之，欧盟的外交政策将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如何发展，很值得关注。
环球时报：中国与欧盟之间，关于解除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能在欧盟外交新环境下很快得到解决吗？
桑德施奈德：我认为，很快得到解决很难。不过，这两个问题都不影响中国与欧盟实质上的合作。目前来看，最难解决的恐怕是解除武器禁运问题。这个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问题让中国感觉受到伤害。由于欧盟和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不同，在加上美国在政治和道德上给欧盟施加了巨大压力，这使欧盟很难改变决定。但我认为，武器禁运的条文对中欧双边关系一点都不重要，对经济合作与交往也没有任何影响。
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个政治象征。欧盟试图通过承认这个地位来影响中国，使其做出对欧盟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欧盟的问题在于，如果成员国之间都无法在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无法对中国施压。实际上，给欧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每过一个月，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会自动软化一点。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首先欧盟内部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去和中国谈。
环球时报：中德在经济上相互倚重对外交及政治的影响有哪些？彼此的摩擦会不会减少？
桑德施奈德：德国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现在也慢慢懂得了“出口与政治分不开”，促进出口需要政治支持。近期我们正在讨论，德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是否也应成为联邦国防军保护的对象。这对于德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讨论。很清楚的是，对外经济和对外政策是紧密相连的。
我认为，摩擦和冲突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国家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和竞争的，中德之间有，德美之间也有。在企业之间也有，他们在同一个市场上相互竞争，并且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影响其政治决策。比如空客与波音常年的竞争，不可能不对彼此所在国家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正常的。政治决策者的任务是制定原则，使经济合作能够继续并扩大。当然，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德在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
环球时报：今年以来，美国加速了重返亚洲的速度。您从一个欧洲学者的角度看，这对亚洲的政治格局将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的利益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桑德施奈德：战略上说，美国是亚太地区的一分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美国越来越倚重于太平洋地区市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大西洋市场为重。此外，美国在亚洲很多国家有军事存在。相比之下，欧洲尽管在经济上很活跃，但对亚洲地区既没有军事利益，也没有专门的安全政策。我认为，21世纪最有看头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发展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同时，如何彼此协调，避免发生冲突。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有所增加。同时，中国的军事能力也显示出继续增强的势头。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超过中国，自然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当然也希望保持与亚洲盟友的军事同盟关系。所以，双方共同寻找到中间道路，建设性地解决这些矛盾，防止它升级为潜在的军事冲突，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
欧洲从历史上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彼此能够交流、协商，就不会相互“开枪”。中美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刻，越要尽可能地进行机制性对话。对话的目的是，在相关领域的负责人之间建立信任，防止在危急时刻由于误解和错觉，或者无知做出错误判断。
环球时报：最后，请您介绍一下，德国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
桑德施奈德：德国大学里的学者以汉语、中国文化、历史、哲学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些学者一般不参与正在发生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讨论。对于那些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必须承认他们的数量其实比较少。在德国大学里讲授现代中国问题的教师数量也很有限，这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发挥的作用不太匹配。这也说明，我们需要改变。其实中国在学术界的形象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德国媒体上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德国媒体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的经验是，过去30年，中国对德国人来说，就像是一面远方的镜子。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人自己看到的中国，而是我们看到的中国，这使得对于中国的讨论总是很感情化。德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在“热爱中国”和“害怕中国”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并且难以稳定在中间的平衡点。一个中国大公司来德国投资，人们就开始担心；但当出现金融危机时，人们就又对中国充满期待。我相信，这种激烈的讨论在德国还将继续下去，而且想得到一个答案实在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