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莫言27日表示，当今时代为何没有产生伟大文学作品？作家“应该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不能怨社会没有提供基础，应该怨自己。
莫言日前曾在第八次作代会上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行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这样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但至今还没有出现”。此前，他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也曾表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27日，莫言在出席清华大学的一场文学论坛时，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时代已具备产生伟大作品的基础 作家应从自身寻找原因
莫言表示，关于“伟大的时代没有伟大的作品”，这是近些年反复提到的话题。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莫言说，狄更斯在《双城记》，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都曾罗列一些对立、矛盾的话语，来描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关于时代的矛盾的描述，“也完全可以移植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莫言认为，在今天这个对立矛盾现象比比皆是的社会，“我们还要发现这个社会的主流”。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对于作家来讲，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确实会令人眼花缭乱。但记录这些眼花缭乱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作家的职责，记录这个社会发生的各种怪现状也不是作家的职责。鲁迅曾评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非上乘之作。有些依靠猎奇，或者把展示奇文轶事作为自己小说主要内容的作家，用的并不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方式。真正的写作还是要排除种种迷云浮雾，看到社会真正的内核。
“我们要排除眼花缭乱的现象，来看到社会的本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他说。
在莫言看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可以偏执，可以有明显的立场，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克服自己的偏执，应该压制自己过于鲜明的立场，应该站在相对高的地方来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社会的形形色色。作为一个愤青，在网上怎么发泄都可以，都不过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也把这样一种愤青的情绪移植到作品里去，势必会大大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莫言说，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但是总而言之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空前绝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这个时代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者资源基础，剩下的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老作家抱怨，他们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时代的外部政策的限制。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你不能怨这个社会没有给你提供，应该怨自己。或者我们没有才华，或者我们没有理论和思想，或者我们本身的人格有缺陷，所以影响了我们写出伟大的作品。当然我想中国有这么多作家和正在成长的作家，伟大作品总会出现的。”莫言说。
莫言关心城乡问题 不喜欢央视“大裤衩”造型
在27日论坛的互动环节，有读者就城市和农村题材写作方面发问。
莫言在回答时先提及自己不久前曾在活动中质问央视新楼设计者库哈斯。他当时直言自己不喜欢“大裤衩”造型，问对方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是否考虑过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影响。库哈斯当时给莫言的答复是，“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坐到这个大楼里做节目，那时候你会感觉到它里面还是充满热情的。”
莫言在那次高层文化论坛中说，关于城市和乡村，现在有很多悖论。城市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乡下人纷纷想进城里去。城里的有钱人，反而都想到乡下去，到那里买地、建别墅、建四合院。即便建不了四合院，也要在周末去下乡采摘，去享受一下原始的自然生活。城市建设当中也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充满了很多仿古的建筑，一方面也充满了很多崇洋的建筑。
莫言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如下景象：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穷人比有钱人生活得更轻松；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可以利用税收、法律、各种各样经济杠杆来实现这三条。这三条如果实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
依靠农村题材作品成名的莫言表示，正像城市和乡村差异逐步缩小一样，农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界限也逐渐变得不清晰。文学不是写城市的，也不是写乡村的，它根本是写“人”的。(张中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