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打开搜索引擎，搜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弹出的结果已经是印度和中国的双方数据。
根据联合国的最新人口数据估测，印度人口已经在四月中旬超过中国。这一并不意外的新闻倒是刺激了各种学者和媒体讨论：世界第一的人口，到底会是优势，还是负担？
放到二十年前，我们大概率会选择后一种评价。如果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动全球各地生育控制计划的过程中，有什么新闻画面能够催动决策者们一咬牙关下定决心的话，印度“人口爆炸”的各种新闻图片一定有一席之地：数十万人聚集到恒河边参加印度教的节庆活动，或者在孟买，通勤列车上“挂”着上班族，都足以形成“这个星球不堪重负了”的视觉冲击。
但到了如今的2023年，人口在中国又变成了另一种“负担”。“2020年，我们就在深度老龄化的门槛上了。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接近20%，65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14%……我们2035年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浙江大学教授、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川川告诉本刊。
老龄化背景下，他国的人口新闻也有了不同的意义。毕竟，现在在中国，人口上要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年轻人要抚养和照顾“倒金字塔”形的长辈。生育难也变成了另一个话题。
“人口红利”也从十年前围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热烈讨论，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2022年是正常年份下我们的人口首次负增长”，张川川表示：“最近几年讨论中国人口红利的学者已经很少了，前几年还有些讨论。没什么人再提人口红利了，从这点来看，可以说人口红利过去了。”
那么，现在到了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地享受“人口红利”的时刻了吗？这个“红利”属于谁？
当地时间2018年6月18日，印度阿拉哈巴德，报考警校的考生参加笔试后搭乘巴士回家。（图｜视觉中国）
也许有些反常识的是，“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学概念出现得非常晚。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它并非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而只是坊间谈论发展问题时的一种泛泛说法。
研究人口经济学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曾在文章中提到，最早在经济学中提出“人口红利”的，是两名美国学者布鲁姆（David Bloom） 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他们两人在1998年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口转型和新兴亚洲经济奇迹》的文章。里面第一次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
这两位学者的主要工作，是解读“亚洲四小龙”代表的东亚模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闪电般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二战之后，“东亚模式”其实是个特例。在此之前的所谓“经济奇迹”无外乎西德和日本的重建。但两者都是前发达工业国，也是美国在冷战中帮扶的重点。而包含韩国、港台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第一次在老工业国之外有一大群经济体攀升进入发达之列。
布鲁姆和威廉姆森经过大量的经济学计算和统计后提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能够快速增长，其独特的人口年龄结构举足轻重。
他们认为，在这些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中，人口年龄结构为GDP贡献颇多——总体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需要抚养的人口——也就是老人和小孩的占比就小，劳动年龄段人口对GDP的促进就更多。
相比其他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东亚地区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更高水平的人口增长——粗死亡率从1950年代的千分之25降低到了千分之6左右。同时段在南亚和东南亚，这一数目只从千分之25降到了千分之15。另一边，东亚地区的出生率从1965年的千分之35迅速下降到了1990年的千分之18左右。相比之下，东南亚和南亚的出生率在1965年是千分之41上下，1990年是千分之26-31。也就是说，在1970-1990年间，东亚地区创造出了一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占比更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老人小孩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这种人口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战后，东亚地区引入了大量的新卫生和医疗技术，东亚人口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非常迅速。另一方面是这两位作者认为东亚经济体有更强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在1960年代全球开始担忧“人口爆炸”后，东亚在控制人口和生育计划上下了很大力气。两者相加的结果就是，1960-1990年之间东亚有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老人和孩子的比例都不高。换而言之这对应的就是中国的50后、60后、70后，他们一般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但抚养的孩子又比上一代少得多。这意味着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可以用在工作上。
但这样人口结构如果不是赶上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也不能兑现为“红利”。正好，1970年代开始，冷战结构经历了一个逐渐缓和与缓慢崩解的过程。从中美建交到欧美的制造业转移，东亚地区兑现人口的潜在经济能量的过程，正好赶上了这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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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提出时间点在1998年，刚好是紧随着“亚洲四小龙”的“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经济发展得极为迅速的时刻。这四国当时都拥有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也经历了非常强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产业链上的“雁行模式”，这四国有很大的机会承载“东亚模式”人口红利兑现的进一步扩展。
然而恰好也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制造业不足但金融化过快的“四小虎”深受打击。直到现在，国内市场就业不充分，需要靠劳务输出和不断招商引资改善就业环境，都是“小虎”们还在处理的经济问题。
结果，真正接近于兑现了“人口红利”的，如今反而是越南和南亚的孟加拉国。进入21世纪后，两国的GDP年增长率长期在6%以上，年人口增长率则趋近于1%，在反映单位GDP拉动的就业比例的“就业弹性”数字上，两国也高过周边国家一大截。近年来的制造业与供应链重组浪潮中，同样是这两个国家受益颇丰。2022年的数据更是显示，在对欧成衣出口上，拥有接近两亿人的孟加拉国的出口量已经接近并在未来有望超过中国。
相比印度，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就业模式更接近于中国，即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并趋近于国家的工业化。不过，人们同时也发现，“人口红利”如今兑现起来的难度变大了。在越南和孟加拉国，市场分析者们担心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即将结束：两国正在开始接近老龄化的大门。根据国际标准，一个社会中老龄人口超过7%，就已经开始了老龄化进程，超过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最新的预测是，孟加拉国在今年已经开始了老龄化进程，而越南将在203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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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越南和孟加拉国是否真的兑现的是“人口红利”呢？或者说，如果拆开“人口红利”，具体是哪些人在贡献经济增长？是哪些人在完成对老人和儿童的抚养，从而解放劳动力去更大的工业部门？
举例而言，数据显示，在孟加拉国，男性参加劳动的比例从1983年的90%下降到了2010年的82%，而女性参加劳动的比例同一时期从7.8%上升到了36%。女性在工作中的参与度和兑现“人口红利”是同步的——更不用说孟加拉国最重要的纺织产业，极其依赖女性工人的参与，甚至很多时候是和女性遭遇的糟糕的、不安全的、工时过长的劳动条件相挂钩的。
因此，“人口红利”恐怕不能只看年龄结构而不看性别结构。南开大学教授朱芸就提出，在思考人口红利的时候，必须也考虑“性别红利”。比如，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是中国女性劳动力占全球女性劳动力总量的四分之一，自2000年起“为世界提供新增女性劳动力达到1200万”。同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70%，且全职就业率接近九成，长期处于全球前列水平”。但遗憾的是，就算如此，这样的现实还是常常被埋在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讨论之下。
“无论中国还是全球，不管从学术研究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未对女性劳动力的社会经济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挖掘。”朱芸和陆杰华在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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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的人口即将超过中国时，许多人开始谈印度的“人口红利”。但有趣的是，很少有人会提到印度旁边、拥有2.3亿人口的巴基斯坦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爆炸”的标志到如今的“人口红利”潜在用户，相比巴基斯坦，印度形象的变化背后，一来是印度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上的发力使然；另一边也是地缘政治上印度越来越重要，连带着更多人想象印度承接“制造业转移”等全球化重组的趋势。
相比孟加拉国或者越南，印度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依旧存在，甚至预测将延续至2050年。不过，已经有许多人提到，印度要想真的利用好其“人口红利”，一方面比如创造足够的就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需要改善女性就业环境和教育水平。以女性就业比例为例，2021年印度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中23%是女性，比邻国孟加拉国低出一大截。
从东亚到东南亚到南亚，“人口红利”仿佛一个漂流着的预言球，有些地方抓住了命运，有些人与之失之交臂。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谈到“人口红利”时，也许也忽略了，在“红利”的背后，也是某种负担——最理想的“人口红利”是在发展阶段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极大，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极小。但这意味着，反过来在这批劳动力人口进入老龄的时候，年轻一代的抚养压力会变得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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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属于哪一代人呢？在1998年提出“人口红利”时，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就预计在2025年前后，东亚的人口负担会凸显出来，而南亚的人口红利会显示出来。换而言之，并不能理解为一些地方得到了人口红利，而一些地方失去了人口红利。而恰恰是人口在一个阶段可以带来红利，而回过头来，带来红利的部分也会变成反作用力和向后拖拉的力量。是红利更多，还是反作用力更多，也取决于那时的各种外在因素和人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构思出什么样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文 | 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