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为何屡禁不绝？黄牛票究竟来自何处？九派财经记者经采访得知：在整个演出市场产业链中，主办方即演出公司往往前期投入巨大，而后期收益则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风险，大部分主办方会选择同票务公司合作。
“演出公司亏空三年急需回血，票务公司也要赚钱，层层加码之后，最后由观众买单。”在部分“黄牛”看来，名义上为规避“黄牛”乱象设置的强实名制，本质上仍是主办方抬高价格的手段。
不止一位“黄牛”告诉九派财经：主办方才是黄牛票最大的源头。
今年以来，演出行业重新成为风口。
票务二级市场也同样火爆。按照“黄牛”阿荣的说法，今年的演出票务市场，只能用“恐怖如斯”四个字来形容。
阿荣曾表示，今年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在二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溢价，从前一些需要打折才能卖出的演唱会门票，今年都至少要在票面价格基础上再加数百元。
干了十几年“黄牛”的王伟也告诉九派财经记者，今年演出市场、二级票务市场的行情都比2019年好。“2019年只能算作是稳定，现在是爆发期。”
王伟透露，2019年，他所在的票务公司每个月的流水大概是几百万元，现在的流水能够翻个十倍，能过千万。
另一名有多年大型演唱会售票经验的票务告诉九派财经记者，今年演唱会“井喷式”举办以来，他常常凌晨两三点入睡，早上六七点就起来回复信息，还要处理发货和其他售后问题，“累得不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火爆的演出市场吸引来不少新“黄牛”。王伟告诉记者，今年很多人都想在行业里分一杯羹，但票务这一行靠的是“资源”，“新入行的人不太可能赚到钱”。
多位“黄牛”向九派财经记者介绍，他们手中的大部分门票来自演唱会主办方。
据王伟介绍，他所知道的演唱会主办方都与票务公司，即“黄牛”有合作关系。演唱会开票前，主办方会将70%到80%的门票承包给票务公司以分担风险，在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上出售的门票只是一小部分，这正是门票难抢的原因。
承包价可能是原价，也可能有折扣或溢价。今年以来，王伟还没见过原价或折扣承包的情况，溢价也没有固定的区间，歌手、城市等都是可能影响票务二级市场价格的因素。
王伟举例，今年五月天在杭州、深圳举办的演唱会，溢价都很高，价格最低档的门票，主办方给票务公司时大概溢价1000元，等到票务二级市场，各级代理层层“加码”，到客户手里时差不多就会溢价2000多元。
同样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黄牛”陈标也告诉记者，即使在票务二级市场，大部分利润也都流向主办方手中，“黄牛赚的是几百元的差价。主办方才是最大的‘票务’，我们都是给主办方打工的，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王伟说。
强实名制是今年演出市场的一大明显变化，包括五月天杭州站、王源上海站在内的多场演唱会开启强实名制购票模式，人、证、票三者一致才能入场。在王伟和陈标看来，名义上为规避“黄牛”乱象设置的强实名制，本质仍是主办方抬高价格的手段。
陈标告诉九派财经，按照其了解到的情况，如果演出实行强实名制，渠道票减少，票务公司受到打击，但主办方也一定会向部分同其合作的票务公司放出消息，在截止日期前录入身份信息，就能获得邀请函。一张邀请函的价格会比正常门票售价高出八倍到十倍，主办方的收入也跟着翻倍。
演唱会主办方主要靠票务公司赚钱，“黄牛”因主办方需要赚钱而存在，这是王伟和陈标的共识。陈标说，过去几年演出公司“很受伤”， 他们要把之前亏掉的赚回来。
像王伟这样的“黄牛”都知道，如果所有门票都通过官方渠道售卖，演唱会主办方很难赚钱，“还不如不开”。在风险集中的商业模式下，为保证利润最大化，主办方选择向票务公司提供更多的渠道票，“黄牛”现象也因此愈演愈烈。
虎嗅此前还曾报道，一些歌手与主办方实行收入分成制度。由于分成是按照一级市场总体的收益来算，二级市场无法统计，为了减少抽成，主办方不会将票价定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二级市场便成为主办方的主要获利空间。
“黄牛”要赚钱，主办方更要赚钱，受伤害的只有观众。“你记住这句话，粉丝永远是被割韭菜的。”陈标对九派财经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