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两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场中国经济界的重磅会议。
这场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由经济50人论坛举办，官学商三界群星云集，樊纲主持，吴敬琏、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并讲话。
.jpg "(图1)")
.jpg "(图2)")
再加上日理万机的刘鹤副总理的出现，因此也吸引了中国经济界和企业界的集体注目，今天论坛的发言稿在微信群里面被广为流传。
尤其是此次论坛上，吴敬琏提出的，“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提出的，“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提出的，“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等大量的观点，与现行的行政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别。
再加上最近关于国企民企的大讨论，因此一时之间，此次论坛的演讲文件迅速被广为流传，各类对论坛的“矛盾冲突”解读也在迅速发酵。
以下是中国CF40整理的部分讲话内容，如已读可越过：
.png "(图3)")
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jpg "(图4)")
吴敬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png "(图5)")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jpg "(图6)")
楼继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产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png "(图7)")
国内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企业如果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做
.jpg "(图8)")
白重恩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但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png "(图9)")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jpg "(图10)")
杨伟民
中财办原副主任
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png "(图11)")
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jpg "(图12)")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
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png "(图13)")
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jpg "(图14)")
吴晓灵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png "(图15)")
改革开放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jpg "(图16)")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高级研究员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绝对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png "(图17)")
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jpg "(图18)")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理事长
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了生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在广东、浙江这些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凯歌行进。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
以上内容转自CF40
在政事堂看来，单纯看这些摘要和劲爆的观点，意义并不大，想要理解此次的经济重磅论坛，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到50人论坛创办的1998年，去寻找建立论坛的初心。
20年前，是1998年，那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在内忧外患的联合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再加上国企改革引发的大下岗，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前景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当时，很多学者非常悲观，认为按照经济学的规律，自改革开放以来，20年改革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增量已被瓜分完毕，中国将进入存量为主的，低速增长的结构调整期。
对此，今天论坛主桌上坐在中央的刘鹤和樊纲二人，在二十年前，面对学术界的悲观情绪，两个人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讨论的平台，决定发起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以正视听。
之后，两人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会上，刘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悲观论调，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引擎。
而现任的央行行长易纲，当时刚回国，和当年的刘鹤一样，自然也不用担心他的发言引发市场动荡。他借着刘鹤继续发言，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五大空间，当时中国的经济减速，只是在熨平经济波动，是“短期问题”。
两人认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 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最终，历史证明了刘鹤、易纲和樊纲的判断是对的，在50人经济论坛成立之后，中国在对内一系列改革，对外进入WTO，迅速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模式。1998年的这场改革，就像其20年前的改革开放一样，奠定了后20年高速发展的基础。
而50人论坛也从一个学术论坛，逐渐成长，培养出了副总理、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等共和国多位经济界的舵手。
而今天，也就是50人经济论坛的20周岁生日的时候，随着贸易摩擦的升级，国内经济出现起伏，部分经济学家又开始了二十年前的悲观。
本来，随着论坛的发起者刘鹤逐渐身居高位，后来他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可是，这一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来了。
而且，他听完了吴敬琏吴老的演讲，才匆匆离席，去参加下一场的公务活动。
.jpg "(图19)")
说起来，本次50人论坛有一个特色，上主坐上的嘉宾，除了资历足够老的吴敬琏之外，被楼继伟、白重恩等代表的清华经管，林毅夫、易纲等为代表的CCER，以及陪坐的李扬、郑新立等为代表的社科院，这三大机构几乎包圆了。
而一直被各类机构评为中国经管排行第一的北大光华，却缺席了。
对此，也许从北大光华的两位大佬，厉以宁大战吴敬琏，和张维迎大战林毅夫的两场大辩论中，我们就能嗅到什么。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启，在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决策层仍然处于前进的方向进行反复的讨论。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句纲领性的话：“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个中心，一个关键，两者的不同，也引发了经济学的理论界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厉以宁为代表的“企业主体改革”，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协调改革”。
.jpg "(图20)")
两位大国师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厉以宁认为通过体制改革，改企业股份构成以增强企业活力；而吴敬琏认为通过价格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竞争改进企业的生存环境。
因此也就留下了“厉股份”和“吴市场”的两个外号。
在80年代的改革中，“厉股份”一度获得支持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93年新一届政府换届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人的“整体协调改革”的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最终，在这一套“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下，开启了90年代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体改革。
所以，最终在回到此次论坛，目前网上有些关于此次论坛的争吵，多半是对经济理解程度不够，或者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不够。
当年“厉股份”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而“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
所以，按照这个主线把这些主坐念稿的大佬们的话，重新梳理一遍，除了林毅夫不痛不痒说了几句，主张继续走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之外。
从吴敬琏主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到楼继伟提出的坚持供给侧改革和不能搞混野经营，再到白重恩主张的杜绝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最后是杨伟民提到的由市场配置资源，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可以说，50人经济论坛主桌上大佬们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依然是沿着之前市场经济派的观点，主张通过紧缩经济，将无效企业淘汰出清之后，再交给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那惊鸿一睹，可能也是在表面政治态度。
所以呢，目前依旧死守着落后产能企业家们，不要被近期一些会议释放的利好信息误导。政事堂建议还是尽快出清自身的落后产能，转向符合市场资源配置的新动能。
至于这些新动能在那？其实早都写在了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了。
